城市生活与健康的关系，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英国广播公司（BBC）最近在其网站上刊发了一篇文章，该文以英国的格拉斯哥市为例，详细论述了如何才能让城市更好地保障市民健康。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宋迎昌认为，文中研究结论对当前我国健康城市的建设有一定启发意义。

　　过度城市化会升高死亡率

　　数据显示，在格拉斯哥生活的居民，早亡风险比生活在英国其他城市高出约30%，人均早亡7年。这种情况一度被看作是个谜。但格拉斯哥人口健康中心的公众健康管理师大卫·沃尔什不这么认为。2010年，他领导进行了一项相关的死亡调查研究。2016年，研究团队发表了一篇报告，详细分析了40种假说。他们最终发现，城市化及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直接影响很多与死亡率升高有关的因素。

　　第一，城市无限制扩大，会因过度拥挤带来诸多问题。快速增长的人口易使城市不堪重负，嘈杂、脏乱、无序。作家卡罗尔·格雷格写过两本有关城市死亡率与工业化革命的书，在谈到格拉斯哥的问题时，他说，居住在贫民区或廉租房中的人更喜欢去混乱的酒吧消磨时间，并染上酗酒、药物成瘾等问题，且更易实施暴力行为。而从小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日后同样会养成恶习，并出现严重心理问题。

　　第二，大城市贫富分化现象更严重。穷人与富人居住在同一城市，有时甚至比邻而居，只隔一道墙。每天看到生活状态相差巨大的对方，必然会加重不公平感。此外，强调社会不公还会变相鼓励竞争，由此产生心理压力和社会焦虑。美国加州大学两名心理学家对208项相关研究的分析发现，社会评价是带来心理压力的最重要因素。另一项证据是，在社会不公严重的国家，公民患上心理疾病的风险约是公平国家的3倍。

　　第三，城市生活可能改变大脑结构，使其更容易受到社会压力的影响。2011年，德国海德堡大学中央心理健康研究所的精神科医生林登伯格所做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城市环境中长大的人，患上精神分裂症的风险是乡村长大者的2倍，这与他们早年的紧张经历和大脑内灰质的减少有关。

　　城市规划要考虑四大问题

　　联合国数据显示，到2050年，将有6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这意味着，全球健康问题可能更严峻。那么，我们能从格拉斯哥的现状得到什么启示？

　　宋迎昌说，西方国家关于“理想城市”的设想，最早可追溯至1820年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提出的“田园城市”概念。但实际上，田园城市在经济发展下很难行得通。20世纪后，如何规划城市以保证人们健康和幸福的内容再次被提上日程，不少建筑师或城市规划师为此提出建议。1933年，瑞士著名的建筑师及城市规划师勒·柯布西耶出版了他的理想城市蓝图。与过去不同，他认为城市设计首先应满足居住者的精神和物质需求。

　　城市规划需考虑区域的“混合功能”“职住平衡”等。20世纪初，勒·柯布西耶提出，城市应严格划分功能区。工业区、商业区、居住区应隔开，以便工人在工作之余可逃离污染环境；城市道路应当宽阔、呈网格状，保证其高效性等。但宋迎昌说，现在这一理念已逐渐被抛弃，因为其会导致过量的通勤流，加重拥堵。如今城市建设转而倡导“混合功能”“职住平衡”“产城融合”等理念，通过科学治理及新技术应用，工业区环境污染状况已大大减轻，商业区的噪音污染也可以得到有效治理。

　　保障合理的人口密度。美国建筑师奥斯卡·纽曼在1971年提出，建筑设计应考虑居住者的感受。如果他们觉得居住区域可控，比如有能力保持其清洁状态，就会产生安全感。该空间大小被称为“可防御空间”。比如，两户一层会让人感觉很好，20家共享同一走廊则好比一场灾难。

　　提供更多人际交流场所。不平等会降低社会信任，进而影响到城市中的人际关系以及个人安全感。英国布里斯托研究中心“快乐城市计划”首席执行官莉兹·蔡德勒说，要化解人们对安全性的担心，我们需要做的是创造越来越多的共享空间，让市民们相互联系，了解双方的差异，并增进理解。科学的城市布局，可以帮助营造这种环境。比如，封闭部分街道，使其成为行人专用区；提供更多绿色地带作为“碰撞空间”，方便大家在这里放慢脚步、碰到熟人。宋迎昌强调，缺乏公共空间正是我国城市规划建设的通病，也是需要注重弥补的一块“短板”。

　　减少水泥地场所，保留更多自然环境。研究证明，相比在室内或学校水泥操场上玩耍的孩子，在草地上野餐的孩子注意力方面表现更好，创造力更强，抗压程度更高。

　　好城市，幸福最大化

　　宋迎昌说，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产业因提高效率的原因而聚集，人口因就业的需求而聚集，城市不仅仅是经济中心，还是人居中心、科创中心、文化中心。城市仅考虑经济发展的需求，不考虑人居要求，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城市。

　　正如林登伯格所说，从流行病学角度看，城市居民有其优势，比如更富裕，受过更好教育，也能获得更好的医疗保障。但在城市规划设计中，仍需考虑到其可能带来的不利因素，并努力找到最大化幸福感的方法。